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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的最后一个周五，证监会大楼的灯光比往常暗了许多。易会满的办公室门虚掩着，里面传来收拾东西的细碎声响。两天后，他卸任证监会主席的消息正式公布。
本以为易主席就此悄然退场，没人能想到，一年半后易会满会再次引爆舆论。
他被查的消息在金融圈炸开时，有人正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一组数据发呆。
2019年1月到2024年2月，1838天里，1908家企业拿到上市批文，平均每天超过一家。2.22万亿元的募资额，占了A股32年IPO总量的近一半。
“IPO之王”的称呼早就传开，但此刻更多人在讨论那些未说出口的猜测。
只有真正在投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人知道，易会满任内最该被记住的，是亲手终结了运行二十年的核准制。
注册制的春风吹遍市场时，核准制留下的那些暗角才慢慢暴露出来。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些尚未散尽的余温，扒一扒那些藏在富凯大厦电梯间、发审会会议室和高档餐厅包间里的资本与权力交易。
一、2000年核准制取代了审批制
2000年3月，证监会正式发布《股票发行核准程序》，取代了此前的审批制。从此，企业能否上市不再靠“关系硬”，而是要过证监会发行部这道“鬼门关”了。
2004年进一步改革，推出核准制下的保荐人制度。保荐人依法对发行文件进行核查，向中国证监会出具保荐意见，上市后，保荐机构和保荐人仍负有持续督导责任。保荐制度、发行审核委员会（简称发审委）制度、询价制度构成中国股票发行监管的制度基础。
审批制时代，地方政府拿着上市额度推荐企业，券商更像个跑腿的。核准制实施后，证监会发行部成了绝对的中心。一家企业要上市，得先把厚厚的材料送到发行部受理处。那材料有多厚？通常是三个大行李箱，摞起来比办公桌还高。
保荐代表人老张至今记得第一次去送材料的场景。那一年的冬天，他裹着羽绒服，拖着装材料的行李箱，为了赶在第一个交材料，他在富凯大厦楼下等了一个多小时。行李箱的轮子在结冰的地面上打滑，他时不时要停下来稳住重心。好不容易等到受理处的人上班，对方只扫了一眼材料，就扔回一句“补充完整再来”。
企业IPO从受理到过会，要闯十道关：受理，反馈会，见面会，问核，预先披露，初审会，发审会，封卷，会后事项审核，核准发行。
那时候的发审会在证监会八楼的小会议室举行。七名发审委员坐在长桌一侧，企业和中介机构的人坐在对面，紧张得手心冒汗。委员们的提问尖锐直接，有人当场就被问得说不出话。但更让人捉摸不透的是投票环节——没有公开讨论，委员们直接在表决票上打勾或打叉，唱票时也只念结果不念名字。
发行部的电梯间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每天早上九点，这里挤满了西装革履的中介机构人员。有人假装看手机，实则在观察谁和发行部的官员一起进来；有人故意放慢脚步，想和熟悉的预审员搭句话。有次老张看到一位处长进了电梯，立刻有三四个人跟了进去，七嘴八舌地汇报项目进展，电梯门关上的瞬间，还能听到“晚上一起吃饭”的邀约。
这次核准制改革本想以专业门槛过滤劣质企业，却没料到，当“审核权”与“上市暴富”挂钩时，权力本身会成为最大的诱惑。
最早嗅到“商机”的是发行部的基层审核员。2004年，一则震惊市场的消息爆出，证监会发审委工作处助理调研员王小石，牵线让某拟上市公司的老总和审核该公司上市的发行审核处官员认识，单单一次牵线，就收了60万元。
二、发审的秘密，一顿饭十万，一个投票几十万
在中国股市核准制的漫长历程中，发审环节宛如一座神秘的“黑箱”，隐匿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这套体系构建起企业通往资本市场的关键通道，却也在权力的交织与利益的诱惑下，滋生出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潜规则。
发审流程中，“关键11人”宛如决定企业命运的“判官”。两位预审员负责前期资料的细致审查，对企业质地进行初步评判；两位处长把控审核方向与尺度，在审核流程中拥有关键话语权；七位发审委员则手握最终表决权，他们的赞成或反对票，直接决定企业能否成功叩响上市大门。这11人的态度，成为企业上市征途上的关键变量。
围绕着这一关键群体，一条隐秘而庞大的利益链条悄然生成。财经公关公司扮演着“掮客”角色，派人日夜蹲守在证监会门口，凭借着“人肉搜索”的手段，试图摸清发审委员名单，这份名单在利益驱使下，竟能被炒至百万元的高价。而中介机构为了接近发审委员，不惜花费重金，与发审委员共进一次餐，介绍费便高达10万元，一张赞成票更是被明码标价为30至50万元。中介手中的“发审人员宝典”，详细记录着发审人员从家庭背景、个人喜好到工作习惯的各类信息，只为在关键时刻精准“攻关”，提供“贴心服务”。
发审委分组机制也暗藏玄机。以创业板为例，35位委员被分成四组，不同组的审核风格大相径庭。有的组因审核标准严苛，否决率居高不下，被业内冠以“杀手组”之名；而有的组相对宽松，企业通过率较高。企业与中介机构为了进入宽松组，绞尽脑汁，动用各种资源。分组大权实则掌握在发行部相关处长手中，这种权力的集中，为寻租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2012年新大地造假上市案便是这一机制漏洞的典型例证。预审员在审核中已敏锐标注出企业风险，然而在最终表决时，6位发审委员仍投出赞成票，使得新大地成功过会。事后，这6位投赞成票的委员全部离任，唯独投下否决票的委员得以留任，案件背后的蹊跷与权力博弈，令人深思。
尽管监管层三令五申，制定回避制度、要求发审人员签署廉洁承诺，试图筑起廉政“防火墙”，但曲线利益输送的暗流从未断绝。发审委员所在的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在其任职期间业务量呈井喷式增长，企业为了讨好发审委员，纷纷将业务委托给这些机构，使得它们成为利益交换的隐蔽渠道。
直至注册制的推行，发审权逐步移交交易所，这场笼罩在发审环节长达二十年的“秘密”才逐渐被揭开，走向透明化。但这段历史所带来的伤痛与教训，深深烙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中，时刻警示着人们规范权力运行、净化市场环境的重要性。
三、“发审皇帝”姚刚的18年刑期
2002年，姚刚从央行调往证监会，出任发行部主任。下属们私下议论，这位新主任气场太强，不好打交道。
姚刚确实有底气。1980年他以高考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后公派日本留学，获得日本东京大学博士。从1989年起，姚刚先后在日本三洋证券、法国兴业银行东京证券公司、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东京证券公司从事期货和投资银行业务。1993年，姚刚进入中国证监会担任期货部副主任一职，是中国证监会期货部的创始人，其任期内爆发了“3·27”国债期货事件，姚刚也因为在处理和汇报这一事件时表现出高超的专业水准而引起高层领导重视。
姚刚上任后不久，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建立发审委制度；二是建立保荐人制度。这两项制度均保留至今（注册制下发审委下放到交易所层面），成为证券发行的基干制度。
在一次内部培训会上，他站在讲台上说：“要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发行审核的权力集中起来，提高效率。”
但没人想到，这些制度会成为他敛财的工具。
根据检察院指控，2006年至2015年，姚刚利用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在并购重组、股份转让过程中股票停复牌、避免被行政处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961万余元。
2007年1月至4月，姚刚利用职务便利，获悉相关公司重组上市的内幕信息，使用由其实际控制的他人股票账户在关联股票停牌前买入，复牌后卖出，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10万余元。
2018年7月，法院开庭审理姚刚案。法庭上，姚刚穿着蓝色的正装，头发比以前白了不少。当公诉人念出6961万余元的受贿金额时，他微微低下了头。最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罚金1100万元。
从事后公布的信息来看，姚刚当时至少身陷进了好几桩大案要案之中。
一桩是乐视网案，这个案子目前还很敏感，不能多说。
另一桩是某上市公司案，据传，当时这家上市公司CEO曾经借给姚刚的儿子姚亮大笔现金，以让姚亮购入3000万股股票。姚亮因此攫取了暴利。
随着姚刚的事情浮出水面，一家名为中某的律师事务所也飘进了人们的视野。
在那几年，该所可是A股当仁不让的头牌律所，它在IPO的市场占有率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而姚刚的妻子胡某某，那会儿“恰好”就是中某律所的合伙人。
当然了，导致姚刚倒台的直接导火索并不是这些，而是2015年股灾后的救市。
在姚刚被查之前，发行部的两位处长就先出了事.
2015年6月，六处处长李志玲因配偶违规买卖股票且涉嫌职务犯罪被查，最终查明其多年来滥用职权，收受或索取贿赂金额高达4205.07万元。
2015年8月，姚刚之前的秘书、曾任三处处长的刘书帆被查，后因涉嫌内幕交易、伪造公文印章、受贿等多项犯罪被判刑。
而那个在2008年从姚刚手上接任发行部主任的朱从玖也没能逃过魔咒。
四、差点被判死刑的朱十亿
2024年11月，江西赣州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里，朱从玖站在被告席上，面无表情。当法官宣判“无期徒刑”时，他的身体微微晃了一下，随即又站稳了。
这位曾经的证监会主席助理，履历堪称完美。
20岁考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也就是金融圈鼎鼎大名的“五道口”，成了后来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的得意门生。
35岁时，朱从玖就担任了上交所总经理，这个年龄纪录至今无人能及。
43岁时，朱从玖上调证监会，担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并从姚刚手上接过了发行部主任的职务。此后4年，朱从玖一直都是姚刚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和最忠实的左右手。
47岁时，朱从玖调任浙江省副省长，成了当时国内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副省长”。
一直到了2018年，朱从玖都是全国所有“金融副省长”中唯一一个兼具银行、证券两大金融系统履历的人。
在浙江任职期间，他负责金融改革，被媒体称为“金融改革先锋”，人们对他主导的浙江小微金融、普惠金融蓝本设计曾寄予厚望，认为他将有能力重构中国的民间金融版图。可没想到，朱从玖最终留下的却是P2P接踵爆雷的“一地鸡毛”。
然后朱从玖就慢慢黯淡了，没能更进一步，57岁时被调到了省政协。
除了前期的仕途极其顺遂外，朱从玖还有一个外号更为大众所熟知，那就是“朱十亿”。
据传，朱从玖在上交所的那几年里工资很高，而当时上海的房价又正值急速上升期。所以，近水楼台的朱从玖从那时起就囤积了多套上海市区优质地段的房产，其中有的还是价值过亿的别墅。
另外，朱从玖的妻子当时也在一家私募基金里工作，待遇优渥。
因此长期以来，朱从玖在证监会和浙江省高层圈子里被公认是个“有钱人”。据财新报道，朱从玖向组织申报的家庭资产就高达数亿元，因此在当地被戏称为“朱十亿”，甚至有人直接称呼他“十亿副省长”。
2023年，朱从玖落马，后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法院的判决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朱从玖“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
有人透露，朱从玖之所以没有受到更为严厉的制裁，除了他“坦白从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检举揭发了很多昔日同僚和下属。
受朱从玖所牵连，从2023年至今，朱从玖的妻子、原华夏基金督察长方瑞枝，朱从玖的大秘、原浙商证券总裁王青山，朱从玖的秘书杨奔，原中信建投证券总经理李格平，原天弘基金总经理郭树强，原华夏基金副总裁、“公募一哥”王亚伟，原银河证券董事长陈共炎，原新华人寿保险董事长李全等人纷纷落马或失联。
当然了，受朱从玖案影响最深的还要数浙江金融圈。仅从2024到2025年的短短一年之中，四大国有银行浙江省分行的原一把手无一幸免。
不仅如此，近几年来落马或失联的、曾为朱从玖鞍前马后效劳过的浙江金融系统大佬还有许多……
而且最近各路微信公众号都在传，这次易会满出事也是朱从玖牵连出来的。
五、从主任到处长，体制内精英的集体沦陷
姚刚和朱从玖的倒下，只是发审腐败的冰山一角。在他们之下，发行部的中层干部成了落马的重灾区。
2009年，创业板设立，证监会成立了创业板部。第一任主任是冯鹤年。他上任后，推动创业板快速扩容，短短几年就有几百家企业上市。但快速发展的背后，是监管的松懈。2014年，创业板部和发行部合并，冯鹤年任合并后的发行部主任。有人说，他在任期间，创业板的过会率比主板还高，很多不符合条件的企业都混了进去。
2022年6月，冯鹤年被查。此时的他已经从证监会离职，任民生证券董事长。调查发现，他在证监会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帮多家企业过会，离职后又通过民生证券承销这些企业的再融资项目，从中获利8000多万元。2024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和冯鹤年一起被查的，还有发行部副主任王宗成。两人被查的时间相隔只有一周。王宗成长期在发审和稽查部门任职，熟悉监管漏洞。
创业板部原副主任李量的落马，曾在业内引起不小的震动。他是博士，发表过不少证券监管方面的论文，表面上是个“学者型官员”，但背地里又极喜欢金条，因此人送外号“爱金条的证监会诗人”。2014年底，他因涉嫌受贿被查。据统计，他在2000年至2013年期间，利用负责创业板发行审核的职务便利，为10多家企业提供帮助，受贿金额高达694万元。2017年，李量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李量的老搭档曾长虹也是发行部的“老人”。她从2001年进入发行部，一路做到创业板发行监管处处长、发行部副主任，当时她和李量都是副主任，属于创业板发行部真正的实权人物。她性格强势，在审核项目时说一不二，被下属称为“曾老虎”。2021年，曾长虹被查。虽然涉案金额并未公布，但据财新消息，曾长虹涉嫌犯罪金额或创证监会被查局级干部纪录，“上亿”“数亿”说法目前皆有，“金额肯定是超过了毛毕华”，一位知情人士称。
曾长虹的落马又把证监会会计监管部主任的王宗成给牵连了。王宗成在稽查、发行审核方面都经验老道，为人粗放强悍，“直来直去，容易让人觉得脾气不太好”。亦有认识王宗成的人士称其非常谨慎，特别会当官，因为在陕西、浙江地方都有多年深耕，与不少企业老板走的较近，“认识无数老板，去哪儿都有老板请客吃饭”。曾长虹比王宗成年长，早前有长达近16年她都在发行部任职，曾长虹与王宗成交集的任职经历是2009年至2016年，她出任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发行监管部副主任，同时期王宗成也担任创业板发行部副主任和发行部副主任。
曾长虹与被“双开”的童道驰也有工作交集，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8月至2007年4月，童道驰任发行部副主任，彼时，曾长虹在发行部任处长。2021年6月4日，因童道驰涉嫌受贿，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其作出逮捕决定。2021年9月，广东检察机关依法对童道驰涉嫌受贿、内幕交易案提起公诉。根据4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他被指利用职权在资本市场进行权力寻租，为亲属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大肆攫取非法利益，生活糜烂，大搞权色、钱色交易。
上文提到的毛毕毕则与王宗成长期共事，官方评价毛毕毕“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毛毕华早年曾在发行部，2001年1月至2005年3月、2007年12月至2015年9月都两度任职于证监会稽查部门，2020年11月因受贿被查，同时被抄家查获不菲赃物。2021年10月，毛毕华一审公开开庭，被控非法收受财物合计4734万余元，受贿足迹包括了发审和稽查环节。
2014年证监会机构改革，当年4月发行部与创业板部合并为发行监管部，合并后的发行部主任继续由刘春旭担任，王宗成成为排名第一的副主任，与其同时担任副主任就有曾长虹。
发行监管部下设九大处室，每个处长都掌握着不同环节的审核权，也是腐败的高发区。如今这九大处长已有四人落马。
三处处长刘书帆，也就是姚刚的秘书，是最早落马的处长。除了帮姚刚敛财，自己也没少捞。他利用掌握的审核信息，提前让亲友买入拟上市企业的股份，上市后卖出获利。最终，他因内幕交易、受贿等罪名被判刑。
六处处长李志玲是其中最“顽固”的一个。她在发行部工作了18年，负责主板和创业板的发行审核。2020年被查后，她拒绝交代任何问题，还在审讯室里大喊“我没有罪”。但证据不会说谎，调查发现她利用职务之便，为20多家企业过会提供帮助，受贿4430万元。她的前夫也参与其中，帮她转移赃款。2022年，李志玲被判处无期徒刑，她的前夫被判15年。
四处处长杨郊红的落马颇具戏剧性。2016年，他突然辞职，对外宣称“父亲病重，需要回家照顾”。但实际上，他是提前听到了风声，想趁机跑路。离职后，他去了一家私募公司当合伙人，利用过去的人脉帮企业运作上市。2024年10月，纪检监察机关还是找到了他。据说后来在他家搜查出了2、3亿元现金。
杨郊红被查后不久，五处处长，后升官至法律部副主任的吴国舫也很快被查。2024年11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证监会第一届、第二届及第三届创业板发审委委员、原法律部副主任吴国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无锡市监委监察调查。官宣被查时，吴国舫已成为大型证券公司国信证券的副总裁。去国信证券之前，吴国舫是被时任银河证券董事长陈共炎挖到了银河证券，但不久后陈共炎出事，吴国舫随即跳槽到国信证券。
在吴国舫官宣被查五天前，和他一样是发审委“三朝元老”的原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李筱强也被通报正在江苏省苏州市接受监察调查。据说李筱强实在2024年11月8日被带走的，据财新报道，在连任创业板发审委委员后，李筱强在北京西二环内、长安街旁的高端小区“北京尊府”购入两套住房。该小区在链家地产挂牌均价为超过20万元/平米。“印象中李筱强不是一个贪的人，这次买房让大家很意外。”熟悉李筱强的人士称。
几乎同时，东兴证券副总裁张军也被有关部门带走而失联。张军曾是证监会发行部监管一处副处长，2015年从证监会离职。而2016年“下海”的原发行部四处处长杨郊红，则是在2024年10月中旬左右案发。
这些处长们，大多是名牌大学毕业，有着丰富的监管经验。他们本应是资本市场的“守门人”，却成了“蛀虫”。
至此，当年姚刚和朱从玖组建的证监发审口班底几近被“连锅端”。
六、体制外的发审委员也纷纷沦陷
除了证监会内部的官员，体制外的发审委员也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这些来自证券公司、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的专家，手握投票权，成了企业攻关的重点对象。
朱毅曾是国泰君安投资银行部总经理，连续三届担任主板发审委委员。他在业内名气很大。企业只要能请到他指导，过会的概率就会大增。2021年，朱毅被查。调查发现，他利用担任发审委员的便利，为15家企业过会提供帮助，受贿8000多万元。他还长期接受拟上市企业的高档宴请，经常出入私人会所，打高尔夫球的费用也由企业买单。2023年，朱毅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操舰的案例更具警示意义。他曾是上交所原审核中心副主任，担任过主板和科创板发审委委员。科创板是注册制的试点，本应是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但操舰却把这里当成了敛财的场所。2021年，他在审核一家科创板企业时，发现其核心技术存在造假嫌疑，却接受了企业送的500万元现金，最终让企业成功上市。这件事被曝光后，证监会领导震怒，在内部会议上怒斥：“怎可在总书记寄予厚望的科创板上动手脚！”2023年，操舰因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8个月。
栗皓是康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也是主板发审委委员。他的“操作”更隐蔽。2019年，泽达易盛准备上市，栗皓作为发审委员，提前以亲友名义低价入股。上市后，他又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泽达易盛掩盖财务造假的问题。2022年，泽达易盛因财务造假被退市，栗皓的罪行也随之暴露。他不仅收受了300万元现金，还通过股票获利1200万元。2024年，栗皓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冯小树的故事堪称“发审委员腐败的典型”。他曾是深交所的工作人员，2005到2007年借调到证监会担任发审委兼职委员。在这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得知三家拟上市企业的内幕信息，然后让岳母和配偶的姐姐出面，突击入股这三家企业。上市后，他通过减持股票获利2.48亿元。2015年，冯小树听到被调查的风声，潜逃海外。2017年，他被引渡回国，证监会对其作出“没收违法所得2.48亿元，并处以2.51亿元罚款”的处罚。
还有陈翔、孙小波、韩建旻、蒋新红、江作良等一批体制外发审委员，要么因受贿被查，要么因内幕交易被处罚。这些人大多是行业精英，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专业声望，却因为贪婪，把自己的人生毁于一旦。
一位资深投行人士说：“以前我们最怕遇到‘难缠’的发审委员，现在才知道，‘好说话’的委员更可怕。他们表面上和你客客气气，暗地里却索要好处。要是不给，就会在审核时鸡蛋里挑骨头，让项目黄掉。”
七、为什么这群高学历精英集体沦陷？
看着这些落马的官员和发审委员，很多人都会问：他们都是高学历、高智商的精英，为什么会集体沦陷？
根本原因在于核准制下的制度缺陷。在核准制下，企业能否上市，完全由发审部门和发审委员决定。这种“一票定生死”的权力，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土壤。原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发审腐败一再发生，症结在于证监会当时有许多不该有的权力。权力过大，怎么制约也制约不住。”
收入差距也是一个重要诱因。证监会官员的工资并不高。局级干部年收入大约15万元，处级干部10万元左右，科级干部只有6万元左右。而他们监管的对象，券商投行人士年薪几十万、上百万很常见，拟上市企业的老板更是身家亿万。这种失衡的心态，让他开始接受企业的好处，把受贿当成了“弥补”。
“旋转门”也加剧了腐败的蔓延。监管干部离职后可以去金融机构任职，这让他们在任时就开始为自己“铺路”。很多官员在离职前，会给关系好的券商或企业“打招呼”，帮他们通过审核。等到自己离职后，再去这些机构任职，获取高额回报。这种“提前投资、事后兑现”的模式，让腐败变得更加隐蔽。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是发审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在核准制下，发审流程不透明，发审委员的名单保密，投票结果不公开。企业被否决后，也不知道具体原因。这种“暗箱操作”的模式，让监督无从下手。虽然证监会也建立了内部监督机制，但往往流于形式。一位曾在证监会纪检部门工作的人说：“我们接到的举报很多，但真正能查下去的很少。很多时候，还没等我们展开调查，就有人打招呼说情。”
此外，圈子文化也对腐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发审圈不大，官员、发审委员、中介机构和企业老板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他们经常一起吃饭、打牌、参加活动，慢慢就成了“自己人”。在这个圈子里，受贿被视为“人情往来”，造假被当成“行业潜规则”。久而久之，很多人就丧失了底线。
八、注册制来了，发审腐败能根治吗？
2023年2月17日，全面注册制正式实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监管执法，严厉打击欺诈发行、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运行了20多年的核准制退出历史舞台。
注册制下，交易所取代证监会成为审核主体。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由交易所根据公开的规则进行审核。证监会不再直接审核企业，而是负责对交易所的审核工作进行监督。理论上，这种制度设计能减少权力集中，降低腐败风险。
但现实并没有那么乐观。上交所原审核中心副主任操舰的落马，说明交易所也存在廉政风险。注册制强调信息披露，不做价值判断，但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还是需要审核人员来把关。
只要有审核，就有自由裁量权，就有腐败的可能。
2024年，证监系统的反腐力度持续加大。全年有几十余名金融系统干部被查，其中不少涉及发审领域。证监会还开展了“监管干部离职后从业行为专项整治”，对离职干部在金融机构任职的情况进行全面排查。这些措施，显示了监管部门打击发审腐败的决心。
但要根治发审腐败，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法治化，管住那只总想乱摸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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