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8页证据材料，一年零十个月的等待，一场胜诉改写了司法实践。
“曾经我穿着这身衣服遭受屈辱，这一次我也要穿着同样的衣服夺回正义。”2025年9月23日上午9点，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八里台第二法庭内，气氛格外凝重。全国首例 “性侵工伤认定” 案当事人崔丽丽，身着一件深色衬衫缓缓走入——这件衣服，正是2024年她被老板性侵当天穿的那件。
这起全国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不仅让施暴者获刑四年，更创下将性侵导致的精神创伤认定为工伤的司法先例。崔丽丽用258页证据和坚定的维权行动，挑战了职场性侵维权中的“潜规则”。
案件全貌，血色证据链的绝地反击
2023年9月22日晚，杭州一家高端日料店内的商务宴请，成为崔丽丽人生的分水岭。作为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的营销总监，她受公司指派赴杭州出差，在酒宴上因喝酒过多失去意识。
第二天清晨，她在酒店房间惊醒时发现自己全身赤裸，而侵犯她的正是公司负责人王豪。王豪不仅不认错，还反咬一口称她“主动勾引想讹钱”。
案发后五小时，崔丽丽颤抖着在派出所做完笔录。在民警提醒下，她强忍屈辱返回酒店，要求调取监控并封存床单——指甲缝里残留的血迹成为她保留的第一份证据。
报警过程并不顺利。派出所民警起初劝她私了，暗示王豪“不好惹”。从报警到正式立案，她等了整整17天。这期间，公司领导、投资方甚至同事轮番找她谈话，劝她撤销起诉，“别影响大局”。
关键的转折点来自于酒店监控录像。事发当晚的监控显示：王豪抱着失去意识的崔丽丽走进房间，并对保安说“把门关上”。这段1分23秒的视频成为性侵的铁证。
更意外的是，隔壁房客恰巧录下了事发声音，录下了崔丽丽喊“不要”的声音，这一关键证据进一步完善了证据链。
2024年4月，法院以罪判处王豪有期徒刑四年。但案件的胜利只是崔丽丽维权之路的开端。
司法突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工伤认定之路
刑事判决后，崔丽丽面临的却是公司的报复。2024年4月18日，公司以“未遵守公司请假制度且无故旷工”为由将她开除。
通常情况下，职场性侵案件到此可能就画上句号了施暴者受到惩罚，但企业与侵害的关联往往被切断。崔丽丽没有止步于此，她决定：申请工伤认定。
2024年4月18日，就在被公司开除的同一天，崔丽丽走进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她希望“公司需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认定过程并非一帆风顺。2024年9月3日，她接到了人社局“工伤认定决定时限中止”的通知，原因是需要先进行“伤与非伤鉴定”，即鉴定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否为性侵事件直接导致。
经过两个半月12次心理治疗，2024年7月9日，经专家会诊，崔丽丽被正式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一专业诊断成为工伤认定的关键证据。
2024年12月3日，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她的伤害属于工伤。这一认定突破了传统工伤认定范畴，将精神伤害纳入工伤保障体系。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姜颖评价称，此案中当地人社局对“伤害”做了扩大式的理解，更符合立法本意。“工伤认定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保障劳动者在工作期间的人身安全、生命健康。”
维权代价，个人与系统的漫长博弈
法律上的胜利并未带来立竿见矩的经济补偿。截至2025年9月，尽管劳动仲裁裁决公司支付113万元，但崔丽丽实际执行到位的仅2万多元。维权近两年来，崔丽丽夫妇基本处于停工状态。她不仅身心受伤，17年的职业积累也被摧毁。更令人寒心的是，行业内流传着“别用那个告老板的女人”的潜规则。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日常表现令人心痛。崔丽丽不愿和丈夫在一张床上睡觉，丈夫想拉拉她的手，她都会产生应激反应。她甚至“看到‘秃顶男’就应激，不敢一个人回酒店”。中国政法大学专家指出，此类案件中仅7%进入司法程序，胜诉率不足3%。
崔丽丽案突破了职场性侵案的多个“潜规则”：受害人保留完整证据链、拒绝经济补偿私了、坚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她的维权之路为类似案件树立了新标杆。
社会反响，从完美受害者陷阱到权益觉醒
案件曝光后，网络评论呈现两极分化。有人质疑“是不是仙人跳，价格没谈拢”，也有人认为“女高管陪酒是默认潜规则”。
更令人深思的是，全世界都知道受害者的名字，加害者的名字却没任何人知道。有媒体解释，“崔丽丽”全名露出是其本人意愿：“实名露出更真实，更有力量。”
崔丽丽的丈夫吴东成为她维权路上的关键支撑。这个高中同学相伴多年的丈夫回应“网友劝离婚”一事时说：“99.99%的人都会支持自己的爱人，劝离婚的人是当笑话看。”
社会对“完美受害者”的期待往往成为维权障碍。受害者被期望要“楚楚可怜”、“涕泪横流”。通常来讲，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很难快速恢复正常心态，他们会躲避那些刺痛记忆的地方，绕开可能勾起阴影的人群，甚至连提起那段经历都像踩雷。可崔丽丽不同，她站在镜头前，平静地讲出那些沉重的过往。这不是麻木，也不是逞强，而是她选择了一种更硬核的方式直面伤口，不让它继续溃烂。在一个采访里提到，崔丽丽每次走进法庭，心跳都会快得像擂鼓，但她从不退缩。法庭外的冷风吹得脸僵硬，文件袋里的证据却像烧红的铁，烫得她握紧拳头。她说，每赢一次，就像从伤口上撕下一块旧疤，虽然疼，但也轻了一分。
演员姚晨等公众人物也为崔丽丽发声，推动了社会关注度的提高。这种关注从个人案件延伸至系统性改革，促使社会反思职场权力不对等问题。
里程碑意义，改写女性维权司法实践
此案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创造了多个首例：首例将职场性侵导致的精神创伤认定为工伤，首例明确“因公外出期间的休息场所属于工作场所的延伸”。
这一认定扩展了工伤的适用范围。传统工伤认定侧重于身体伤害，而此案确认精神伤害同样应纳入工伤范畴，承认了性暴力带来的深层心理伤害。
案件强调了企业的责任不可推卸。根据《民法典》，用人单位负有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实施性骚扰的义务。判决明确企业不能因员工受害而进行二次惩罚。
崔丽丽自学法律，整理258页材料的行为，为其他受害者展示了维权样本。她开专栏、拍视频，把流程、证据清单做成“求生地图”，告诉女孩们“沉默才是帮凶”。
这一案例推动了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维权意识的转变。从“躲藏羞耻”到“公开维权”，崔丽丽重新定义了受害者形象，也为维权实践提供了可行路径。
截至2025年9月，崔丽丽与公司的劳动争议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但工伤认定诉讼已于2025年7月由法院判决公司败诉。她计划用部分赔偿金设立一个帮助职场性侵受害者的公益基金。
此案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让“因工受伤”的定义首次完整涵盖了女性劳动者在职场中可能遭受的特殊伤害。
我们支持崔丽丽，并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看到她重新勾勒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该有的样子，用坚韧击碎了女性受害者必须隐忍的枷锁，为所有的女性也竖起一面旗帜：创伤从此不再是耻辱的烙印，而是觉醒的号角。当下一个崔丽丽出现的时候，愿我们所有人递上的不再是有色的放大镜，而是一把可以劈开黑暗的斧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