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后欧盟政治的新变化
鞠豪
【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被喻为欧洲历史的转折点。这场冲突不仅严重冲击了欧盟国家的心理防线与安全认知，也对其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冲突爆发后，欧盟及其成员国保持了基本一致的立场，一方面发起多轮对俄制裁，积极援助乌克兰，另一方面强化国防建设，增加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以巩固自身安全。受此影响，欧盟政治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变化。面对重大的安全威胁，欧盟及其成员国展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性，其政治选择愈发受到军事安全因素的影响，并展现出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此外，欧盟内部的领导力量与反对力量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既来源于冲突本身的性质与规模，也与冲突的时间节点和特征密切相关。面对一场社交媒体时代的“混合型冲突”，欧盟试图从过去的一系列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并在政治领域做出相应的调整。
【关键词】
俄乌冲突；欧盟；欧洲一体化；西方制裁；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鞠豪，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多速欧洲与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进程研究”（项目批准号：18CGJ018）阶段性成果。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被视作“9·11”事件以来最为重大的国际事件。对于与冲突“近在咫尺”的欧盟来说，这场冲突不仅严重冲击了其心理防线与安全认知，也对其成员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国总理朔尔茨公开表示，俄乌冲突必将成为欧洲大陆历史的分水岭。冲突爆发后，欧盟国家一方面对俄实施多轮制裁并积极援助乌克兰，另一方面，着手加强国防建设，强化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以巩固自身安全。受俄乌冲突的刺激，欧盟在政治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特点，包括成员国前所未有的一致性，加速的地缘政治转向以及联盟内部领导力量与反对力量的微妙变化等。欧盟政治为何会在俄乌冲突的关键时间点出现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向前发展的自然结果，还是俄乌冲突及其强大的外溢效应所导致？针对这一问题的许多探讨与论述已经见诸各媒体。但因为冲突爆发至今时间不长，围绕俄乌冲突与欧盟发展变化的系统性研究尚未出现。我们希望揭开俄乌冲突引发的立场对立与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迷雾，从欧盟及其成员国举措与动向中找寻欧盟发展变化的蛛丝马迹，并试图解释俄乌冲突对欧盟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大影响。囿于篇幅与能力，本文将重点分析欧盟在政治领域的变化。
一、面对俄乌冲突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主要举措
在俄乌冲突中，欧盟及其成员国保持了基本一致的立场，包括表示充分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全面支持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和平重建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同时，对俄罗斯进行严厉的谴责，呼吁其遵守国际法并将其军事力量撤出乌克兰。以这一立场为基础，欧盟及其成员国采取了多样的措施，以积极应对俄乌冲突。从针对对象与适用范围来看，其核心举措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全面支持与援助乌克兰
第一，俄乌冲突爆发后，军事援助自然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支持乌克兰的重点内容。在欧洲和平基金机制下，欧盟为乌克兰提供了多轮的武器融资。在数次追加援助后，其对乌武器融资总额已达到25亿欧元。在欧盟的支持下，欧盟成员国也通过多种渠道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与军事援助。起初，考虑到乌克兰军队的训练情况与武器熟悉程度，欧盟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多为苏式装备与“标枪”“毒刺”等单兵作战武器。保有大量苏式装备的中东欧国家成为援乌武器的重要来源方。为协助中东欧国家开展军事援助，美国和西欧国家、中东欧国家与乌克兰打造了环形交换的模式，即由中东欧国家向乌克兰直接交付苏式武器，而美国与西欧国家用自身的装备补充中东欧国家的武器库。2022年3月，美国国会正式批准了一直处于待定状态的对波军售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美国向波兰出售250辆M1A2“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相关设备。这些坦克将交付给目前装备了T-72坦克的波兰部队。作为交换，波兰将苏式的T-72坦克转给乌克兰。2022年4月，德国也发布计划，用库存中的德式装备补充替换中东欧国家的苏式坦克和装甲车。在这一计划的支持下，捷克、波兰等国得以用德式的豹-2坦克等装备填补其向乌克兰交付武器后的库存空白。此外，斯洛伐克也在德国与荷兰等国的支持下接收了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北约部队，以更快向乌克兰提供S-300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中东欧国家也借此升级了自己的军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战场形势的变化，欧盟国家的对乌军援工作也发生了改变。在环形交换模式外，西欧国家也开始向乌克兰直接输送更多新式装备，并帮助其武器装备系统向北约标准全面过渡。德国、法国与荷兰等国陆续向乌克兰输送了凯撒自行榴弹炮与PzH-2000自行榴弹炮等多种重型武器，并计划向乌克兰直接提供先进坦克。但因为这些武器的技术含量较高，乌克兰士兵并不熟悉这些武器，德法等国需要对其进行专门培训后才能将武器投入战场。因此，援助重型武器的进度要大大落后于环形交换的模式。
第二，难民问题是欧盟及其成员国关注的重点问题。冲突的爆发使得数百万乌克兰人涌向周边国家和地区。在2015年左右的欧洲难民危机中，与乌克兰相邻的中东欧国家大都对接收难民持否定态度，甚至为此甘受欧盟的批评与惩罚。但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这些国家一改过去的立场，纷纷对乌克兰难民敞开怀抱，并向入境的难民提供经济、住宿、安全等多方面的援助。随着难民的大量涌入，部分国家也尝试通过登记注册、发放身份证号、建立援助平台和网络等方式管理和安置难民。波兰与捷克等国更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难民享有一般的公民权利与就业、学习的平等机会。在新的难民危机出现后，欧盟与西欧国家也迅速行动起来。2022年3月4日，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决定在欧盟范围内启用《临时保护指令》。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一次启用这一指令。《临时保护指令》的生效意味着乌克兰难民无须通过复杂的庇护程序就可自动获得一年期的临时保护。如果一年后俄乌冲突依然继续，则该保护期将延长。根据这一指令，进入欧盟范围的乌克兰难民将在其所在国享有居留和就业、获得住房与医疗援助、接受教育与开设个人银行账户等多种权利。随后，欧盟更通过了安置难民的详细计划，以更好地协调成员国的行动，改善难民迁徙路线上的交通状况，并打击可能存在的人口贩运与其他犯罪行为。在凝聚与区域复苏援助计划的框架下，欧盟向大量接收难民的波兰、罗马尼亚与比利时等国提供了超过10亿欧元的资助，以帮助这些国家保障难民的基本生活。
第三，推动乌克兰入盟进程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支持乌克兰的一项重要举措。过去，乌克兰曾多次表达过加入欧盟的强烈愿望。2019年，乌克兰甚至将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写入宪法。但遗憾的是，因为地缘政治与国家发展水平等因素，乌克兰的诉求并没有真正得到满足。在俄乌冲突前，乌克兰仅与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冲突爆发后，泽连斯基迅速签署了申请入盟的文件，并呼吁欧盟启动“新的特殊程序”吸纳乌克兰。这一问题随即在欧盟内部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从欧共体时代算起，欧盟一共经历了7次扩员。在2013年克罗地亚入盟后，欧盟的扩员进程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停滞状态。塞尔维亚等西巴尔干国家或是陷入漫长的入盟谈判中，或是迟迟难以开启入盟谈判。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10年间，欧洲一体化进程屡屡受挫，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与差异有增无减。在这样的局面下，欧盟一直将内部改革与重塑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作为工作重点。此时接纳一个异质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显然并不明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推动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一项极具象征意义的举措，其政治影响远远大于社会经济等实际考量。此外，乌克兰虽然已经进入了入盟的“快车道”，但仍需经过一系列的政治程序才有可能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短期内加速乌克兰的入盟进程并不会真正将乌克兰融入欧盟的现实问题摆到眼前。两相权衡，欧盟与各成员国最终同意破格考虑乌克兰的入盟申请。2022年4月，乌克兰获得了入盟的调查问卷，并在1个月的时间内将其返还。6月17日，欧盟委员会建议给予乌克兰欧盟候选国的地位。欧洲理事会6月23日决定，同意欧盟委员会的建议。乌克兰最终正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
（二）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与威慑
在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前一天，欧盟已经因俄罗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国家而对其发起了第一轮制裁。冲突爆发后，欧盟大幅升级了原有的制裁措施，包括：将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长拉夫罗夫等人加入个人制裁名单；进一步扩大原有的金融限制，切断俄罗斯进入重要资本市场的渠道；禁止向俄罗斯出售、供应、转让或出口特定的炼油产品和技术，并对相关服务的提供进行限制等。此后，随着战事的推移，欧盟又数次颁布了新的制裁措施。纵观欧盟对俄罗斯发起的七轮制裁，内容包括经济、金融、能源与科技等多个领域，涉及1 212个个体与108个实体。2022年2月23日后由美国发起欧盟跟进的对俄制裁的直接目标就是制造危机，破坏俄金融、经济和政治系统。本轮制裁从基于最小成本造成最大破坏的常规经济制裁，转化为不惜一切代价的恐怖袭击式制裁。在引发最多争议且对欧盟经济影响较大的能源领域，欧盟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态度。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制裁举措步步提升，且大有继续加码的趋势。
除欧盟的官方制裁外，许多欧盟成员国也自发地采取多种措施对俄罗斯进行声讨与制裁。比如，保加利亚、黑山和北马其顿三国拒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乘专机飞越其领空访问塞尔维亚；立陶宛拒绝为俄罗斯与其飞地加里宁格勒提供货物过境服务；德国、法国与荷兰等多个国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爱尔兰等国通过决议，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等。事实上，因为法律制度与政府执政理念的不同，欧盟国家采取的措施有所差异，执行过程也有很大的随意性。
随着俄乌冲突的进一步发展，许多企业、社会团体与行业联合会也加入到对俄制裁的阵营中。自2022年2月以来，迪卡侬、宜家、汉高等多家欧盟国家的企业宣布暂停在俄经营活动甚至完全退出俄罗斯市场。许多文化、体育界人士与相关行业组织也通过社交平台发声，抵制俄罗斯文艺活动，以向俄相关人士颁布禁令等方式表达其立场。但相比于欧盟的官方制裁与各国政府的政令，企业与社会组织在采取行动时往往缺乏审慎的考量，许多举措既没有顾及基本事实，也不尊重本行业发展规律。
（三）加强自身国防建设，强化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
俄乌冲突的爆发引发了欧盟国家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从2022年2月底开始，德国、丹麦、瑞典等多国都宣布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并将军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提升到2%以上；原本军费在GDP占比已达2%的波兰计划到2023年将军费占比调至3%；军费高居世界前六的法国也宣布在2023年的财政预算中追加30亿欧元的军费。在增加军费的同时，欧盟国家也在加紧采购新式的武器装备。在一众欧盟国家中，德国的情况引发了最多的关注。自二战以来，德国一直奉行和平主义与军事克制的路线。但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公开宣布设立1 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对联邦国防军进行现代化改造；在2024年之前，德国将每年用于国防开支的费用提高至GDP的2%以上。这一做法使得德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德国的安全政策而言，朔尔茨的一系列决定是颠覆性的。但在自身心理防线与安全认知遭受巨大冲击的背景下，这样的决定在德国国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德国卢森堡广播电视台（RTL）在3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8%的德国人支持朔尔茨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和斥资强化德国军队的计划。在欧盟其他国家，支持增加军费与强化军队能力的声音也已经成为主流。
在加强自身国防能力的同时，欧盟国家进一步向美国和北约靠拢，以换取后者可靠的军事保障。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要求美国和北约永久驻军、设立军事基地，甚至部署核武器的呼声在欧盟部分国家甚嚣尘上。事实上，美国和北约也的确与欧盟国家开展了更加频繁的军事互动。在2022年3月的布鲁塞尔特别峰会上，北约正式决定在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增设4支作战部队，同时扩充原有作战部队的规模。至此，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东翼地带，北约已经拥有了8支作战部队。在同年6月的马德里峰会上，北约出台了指导未来10年的新版战略文件。在文件中，北约将俄罗斯直接定义为“最大且最直接的威胁”，并要求通过改革防御计划、增加军费与调驻部队等方式保障成员国的安全。会上，北约宣布将把4万人的快速反应部队扩充到30万人。这些士兵与配套的军舰、战机等可随时部署至北约东翼特定地区，并能在攻击发生几小时内开始分级反应。在俄乌冲突之前，美国的欧洲驻军仅有6万人左右，在冲突爆发后的一个月内，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人数已经激增至10万人，达到2005年后在欧驻军的最高值。在马德里峰会上，美国宣布将把在波兰的第五军团总部转变为永久性的军事存在；在罗马尼亚额外设置1个3 000人的轮换旅；向英国增派2个F-35战斗机中队；为德国和意大利提供更强大的防御系统并加强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轮换部署，其中包括装甲、航空、空防和特别行动部队。美国和北约的连番动作刺激了原本长期保持中立的瑞典和芬兰。在过去的几个月内，瑞典和芬兰国内要求加入北约的声音不断高涨。两国政府不仅表达了入约的强烈愿望，也在高北地区（high north）与北约频频互动，并参加了北约在这一地区的联合军演。2022年5月，两国正式提交了加入北约的申请。在一个月后的马德里峰会上，芬兰和瑞典被正式邀请加入北约并在7月5日签署了入约议定书。打破长期以来的中立政策并谋求加入北约是瑞典和芬兰两国在现有安全形势下做出的重大政治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盟国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的真实心态。虽然两国入约进一步压缩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这一决定能否会给两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安全带来更多积极影响仍有待于观察。
二、俄乌冲突后欧盟在政治领域的调整变化
相近的地理位置与强大的外溢效应使得俄乌冲突超过了此前的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成为欧盟近年来遭遇过的最为严重的事件。受此影响，欧盟政治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许多变化完全始自俄乌冲突，而另一些变化在过去数年已有萌芽，但因俄乌冲突的“引爆”而趋于明显和公开化。大体来说，俄乌冲突后欧盟政治的新变化有以下几点：
（一）欧盟及其成员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一致性
各成员国发展水平和价值理念的差异一直是欧盟发展进程的重要问题。因之而产生的内部分歧往往使欧盟在面对重大危机时难以发挥真正的“合力”。事实上，欧盟在近年来的欧债危机、难民问题与英国脱欧等事件中的确未能展现出强大的集体行动力，也令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前景遭受质疑。具体到对俄关系上，欧盟内部的分歧也要多过共识。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后，欧盟对俄罗斯发起了一系列制裁，但成员国关于对俄威慑与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想法并不统一。以波兰为首的部分中东欧国家将俄罗斯视为重大的安全威胁，主张不断升级制裁措施，并充分借助北约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对其进行威慑。但以德法为首的西欧国家本着邻居不可选择的原则，仍将俄罗斯视为欧洲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保持了“明低实高”“政冷经热”的合作关系。俄乌冲突爆发前夕，波兰与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已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与军事援助，但德法却在为挽救诺曼底模式做最后的努力。冲突的最终爆发宣告了德法以《明斯克协议》为基础的诺曼底模式彻底失败。
由此，欧盟及其成员国开始保持一致立场，也随之开展了大量的集体行动。短短数月内，欧盟已经对俄罗斯发起了七轮制裁。这种行动力与欧盟在过往危机中动辄陷入漫长谈判、难以形成决策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冲突之下，各国的对俄政策也变得更加趋同。德国与法国都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立场，全面倒向乌克兰一方。在这样的背景下，亲俄政治力量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他们或是改变了过往的政治倾向并加入到反俄阵营，或是只能在武器过境与能源供应等个别问题上发出反对的声音，但必须在基本立场与主要行动上与欧盟保持一致。回顾欧盟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欧盟成员国在此次危机中展现出的一致性是前所未有的。对于志在推进内部改革与一体化进程的欧盟而言，这种一致性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成员国能否继续保持团结一致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另外，因俄乌冲突而产生的一致性怎样传导到欧洲一体化的其他领域，比如欧元区改革、多速欧洲战略与欧洲自主防务，也会进一步考验欧盟的政治智慧与制度建构的能力。
（二）军事安全成为欧盟政治的主导因素
在从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前的20多年里，欧洲地区总体保持了和平与安全的态势。作为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对中东欧地区形势的解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逐渐接受其在中东欧影响力减弱的事实，转而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维度向东方转移。俄罗斯的战略调整大大减轻了欧盟国家的军事压力，使其能将更多资金与精力投入到社会经济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的2012年，仅有2个欧盟成员国的军费开支高于GDP的2%，有19个国家的军费占比低于1.5%，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等6个国家甚至不足1%。许多欧盟国家虽然参与了北约在欧盟周边与海外地区的军事行动，但对于北约在本国境内部署兵力与武器持谨慎态度。2013年的乌克兰危机与随后的克里米亚事件刺激了波兰、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等与俄乌相邻的部分欧盟国家，它们主动增加军费并强化了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但多数欧盟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依然故我。在历年的北约峰会上，这些国家围绕军费问题与美国爆发了多次争吵。双方的争吵也对其之间的军事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度发出了“不履行集体自卫规则”的威胁言论，也曾公开宣布大幅削减在德国的驻军人数，转而将士兵派遣至波兰等满足北约军费标准的国家。
欧盟国家对军事安全的忽视与投入不足因俄乌冲突而彻底改变。在距离布鲁塞尔仅3小时航程的地域出现大规模冲突意味着重大军事威胁并非遥不可及。这一现实严重冲击了欧盟国家的心理防线与安全认知，也令各国民众陷入到紧张、恐惧、焦虑与愤怒等复杂情绪中。实质性的军事威胁与汹涌的民意令所有欧盟国家都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军事安全由此压倒一切，成为欧盟政治中的首要议题。此时，是否增加军费显然已是无须讨论的话题。在各国军费大涨的背景下，将GDP的2%用于国防已经被更多视为一种最低限度，而非最高标准。事实上，军事安全对欧盟政治的主导作用不仅直接表现为军费的增加与国防建设的强化，更体现在欧盟不惜高额代价要对俄罗斯造成最大限度杀伤的心态上。
欧盟一直对俄罗斯能源有着严重的依赖，为顾及经济利益与能源安全，欧盟从未将对俄罗斯的制裁扩展到能源领域。但在此次冲突中，大多数的欧盟国家已经开启了与俄罗斯的能源脱钩进程，欧盟也决心彻底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在第五轮制裁中，欧盟决定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与其他固体化石燃料。在第六轮制裁中，欧盟宣布将削减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并在6个月内停止购买俄罗斯海运原油，在8个月内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产品。到2022年底，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将减少90%。因为能源领域的非对称依赖关系，欧盟对俄能源制裁可谓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减少进口俄罗斯能源不仅会影响欧盟各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大众的正常生活，也会拖慢欧盟的绿色转型进程，削弱其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的领导地位。但面对如此高昂的代价，欧盟依然不断升级能源制裁措施。7月26日，欧盟与成员国达成了新的政治协议。按照这一协议，成员国需要将未来8个月的天然气使用量减少15%。同时，为帮助成员国实现目标，欧盟不惜推进能源领域“开倒车”，甚至允许成员国在能源短缺时使用一切可能的燃料进行替代。仅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些做法显然不明智，更多反映的是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军事安全主导欧盟政治的特定行为逻辑。
（三）欧盟的领导力量由“德法轴心”向“法德轴心”转变
德国与法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引领欧盟发展的主要力量。但在欧盟事务上，两国的关注点与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应对欧债危机与难民危机过程中，德国领导欧洲的意愿更加强烈，为挽救欧洲一体化做出了更加实质性的努力。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后，德国也代表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因为缺乏与乌克兰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联系，法国主要采取了“背后领导”的方式，即在乌克兰问题上配合和支持德国，增强德国由于历史原因在独自行使欧盟领导权时所缺乏的合法性。但在2017年马克龙上台后，属于“天生欧盟人”一代的法国总统开始更加积极地介入到欧盟事务中，一方面提升法国在欧盟内部的领导力与话语权，一方面真正推动欧盟的改革进程与欧洲的战略自主。在俄乌冲突爆发前数月的紧张局势中，马克龙就以欧盟领导人的身份，主动与各方展开斡旋，试图为不断紧张的俄乌局势降温。
在俄乌冲突中，法国的进取倾向变得更加明显。在为避免冲突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宣告失败后，法国迅速调整了外交政策，开始坚决对俄制裁并向乌克兰输送大量武器。作为2022年上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积极协调成员国立场，并代表理事会处理与其他欧盟机构的关系，为欧盟迅速通过相关的制裁与援助政策提供了有效的助力。相比之下，德国则在本次冲突中遭到了更多的批评。首先，在俄乌冲突前，德国依然与俄罗斯保持着十分紧密的经贸与能源联系。在许多欧盟国家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德国仍执意推进与俄罗斯合作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这些做法虽然在双边层面上保证了德俄的能源经济安全，但在多边层面却招致欧盟、美国等多方反对，被其他欧盟国家，特别是中东欧国家视为对俄罗斯攻击姿态的“资助”，而非遏制。俄乌冲突爆发后，要求针对德国对俄政策进行“追责”的声音不断上涨。其次因为援助工作不力，朔尔茨甚至接受了联邦议会的质询。朔尔茨辩称，对乌军援迟滞是因为长期以来军事紧缩政策使德国重型武器库存不足，难以像美国与法国一样现取现用，且培训乌克兰士兵使用德式装备也需要更多的时间。但这些理由并没有化解乌克兰与许多欧盟国家的质疑。为表达不满，乌克兰方面甚至对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问基辅的计划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显然，相比于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时德法两国的领导地位乃至外交形象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作为欧盟的领导国，德国与法国在欧洲事务上的地位角色变化不仅会左右两国关系，也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在俄乌冲突中，欧盟内部从“德法轴心”向“法德轴心”转变的趋势变得愈发明显。与此同时，马克龙在2022年4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新世纪以来第二位连任的法国总统，并获得了5年的完整任期。而朔尔茨领导的“交通灯”政府则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分歧，执政基础并不稳固。基于近期两国的国内政治走向，德法在欧盟内部的权力关系变迁或将进一步固化。考虑到马克龙的强烈欧洲主义信念与法国在欧盟事务中的积极态度，欧盟在内政与外交领域都将更加进取。继续深化欧盟改革、推动欧元区财政一体化、提升欧盟战略自主能力与防务能力或将成为欧洲一体化短期内的重要发展方向。
（四）欧盟的地缘政治转向日趋明显
欧盟的地缘政治转向并非始自今日。近年来遭遇的一系列危机不仅令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备受质疑，也使其开始展现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同时，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与大国博弈的日趋激烈使欧盟决心不再做“地缘政治竞争的战场”，而要做“地缘政治竞争的玩家”。在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欧盟开启了地缘政治联盟转向的进程。一个地缘政治的欧洲包含内外双层地缘结构。为实现地缘政治转向，欧盟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打造欧洲自主防务，另一方面要巩固内部堡垒，打击成员国中的异见者，以更加团结和一致的姿态迎接外部竞争。但在过去的几年里，欧盟的地缘政治转向并不顺利。
军事一体化一直是欧洲一体化最为薄弱的领域。无论是建立共同的防务预算，集中采购武器装备，还是建立一支统一的军队，都触及国家主权的核心部分，自然会成为欧盟与成员国争论的焦点。而在已有北约和美国提供军事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许多欧盟国家不愿额外承担欧洲自主防务开支。因此，虽然德法一直试图重启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构想，但欧盟其他国家大多对此秉持搭便车的态度。俄乌冲突的爆发为欧洲自主防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第一，多国军费的大涨意味着资金已不再是打造自主防务的重大限制。第二，受制于历史问题，德国的军事实力与其欧盟领导国的身份并不相符，限制其推动自主防务及与其他欧盟国家的军事合作。但在俄乌冲突中，德国以维护欧洲和平的名义突破历史的禁忌，增强军备，努力摆脱其“经济巨人、军事矮人”的窘境。这一重大改变显然会为欧盟自主防务提供重要的领导力与推动力。第三，打造自主防务的紧迫性促使欧盟不再执意于一体化的防务模式。先建立快速反应部队，打造自主防务的基本雏形，然后在此基础上解决与成员国的权限分配可能成为欧洲自主防务的未来发展路径。受上述因素影响，欧盟迅速批准了已拖延多时的“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行动计划，以在2025年前建立一支5 000人快速反应部队，强化包括多个作战领域的防御体系，加大军事装备投入和高技术武器研发力度。“战略指南针”是继永久结构性合作框架后，欧盟在自主防务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这一计划不仅为欧盟未来5—10年的安全和防务工作绘制了蓝图，也将为欧盟参与地缘政治竞争提供实质性的助力。
欧盟地缘政治转向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加强内部控制，保持欧盟的整体性与一致性。俄乌冲突前，欧盟一直试图对以波兰和匈牙利为代表的异见者进行约束和惩罚，以更好地捍卫自身价值理念并维护内部团结。但受制于其决策机制和波匈两国的抱团，欧盟的意图难以被真正执行。俄乌冲突为欧盟提供了一个对波匈“分而治之”的机会。波兰在冲突中不遗余力地制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甘愿成为西方国家对乌援助的转运中心和乌克兰在欧盟内部的代言人。匈牙利则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在武器输送与能源禁运等方面坚持其独立自主的政策，导致两国关系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在这一局面下，欧盟拉拢波兰既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对俄强硬，也可以打破波匈两国的“异见者”联盟。有鉴于此，欧盟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工具，以分别处理波兰与匈牙利的不同情况。2022年6月，欧盟正式批准了波兰的疫后复苏计划。这一计划的通过意味着未来波兰可以获得已被冻结多时的欧盟恢复基金。对于近年来关系紧张的双方来说，这一举动显然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虽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计划的批准是鉴于波兰政府对司法独立的明确承诺，但波兰的司法改革进程并未出现重大的转向。取消最高法院纪律检查庭等措施更类似于小修小补，不能满足欧盟提出的全部要求。因此，更多人仍将其视为对波兰坚决反俄与支持乌克兰的“褒奖”。作为对比，同样被冻结恢复基金的匈牙利则没有获批，反而面临欧盟通过欧盟法院提起的多项新诉讼与调查。用灵活的政策工具规避陈旧且难以达成一致的决策机制，同时，不惜适度削减价值观的标准以维护内部团结，这些做法展现了欧盟在内部政治中愈发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也是其试图以一个更团结而强大的整体应对地缘政治竞争的最好证明。
三、欧盟政治出现新变化的原因
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从克里米亚事件到俄乌冲突的地区局势演变可以被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但对于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而言，俄乌冲突的爆发则完全是一个突发性事件。冲突的性质与规模令欧盟无法将其与克里米亚事件等同视之。而作为社交媒体时代的“混合型冲突”，俄乌冲突的时间节点与新型特征也使得欧盟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一危机并在政治领域做出相应的调整。总体来说，欧盟政治在俄乌冲突后出现新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俄乌冲突既是对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的突破，也是这一事件的延续
从战事的规模、持续时间与伤亡人数来看，俄乌冲突的破坏力都远远超过了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克里米亚地处乌克兰的东南边境，距离欧盟国家仍有一定距离。其面积不足3万平方千米，且历史上长期属于俄罗斯管辖。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虽然引发了欧盟国家对于欧洲安全局势的担忧，但并未令多数欧盟国家感受到实质性的威胁。从波罗的海与黑海之间的东部边界到北大西洋的西部边界，欧盟国家对克里米亚事件的反应呈现逐级递减的特征，并未真正形成对俄乌问题的统一立场。在过去的数年间，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并未对俄欧的经贸与能源联系进行限制，也没有追随美国进一步升级制裁措施。乌克兰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面积第二大国，并与波兰、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4个欧盟成员国直接接壤。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对以乌克兰首都基辅为首的多个地区发起了全面攻势。如果乌克兰被吞并或控制，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将再无战略缓冲，欧盟国家也将直面更加严重的安全威胁。因此，对乌克兰全境发起的大规模攻势严重冲击了欧盟国家的心理防线与安全认知，引发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强烈的反俄浪潮。
而从另一角度来说，从克里米亚事件到俄乌冲突的地区局势演变也被很多人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战争的本质是政治的延续。克里米亚事件与俄乌冲突都是俄罗斯与西方政治关系陷入僵局的产物。在俄罗斯看来,北约与欧盟通过吸收新成员扩大势力范围并保持敌我分界线的做法是“冷战胜利综合征”的表现。而在西方国家眼中，俄罗斯重塑后苏联空间一体化的尝试是其帝国意识复活的征兆。因为政治与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俄罗斯与西方的政治关系日趋紧张，最终滑落到地缘政治斗争的窠臼并导致了战事的爆发。俄罗斯自2014年后再度出击意味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基本逻辑依然在这一地区发挥主导作用。无论是欧盟的有限制裁和德法追求的诺曼底模式都难以扭转这一逻辑，也就不可能改变俄罗斯的外交立场。在战事已经变为现实后，一边对俄制裁，一边以沟通与谈判来化解俄欧僵局的中间路线也自然是一种奢望。最终，在怎样处理对俄关系的内部争吵中，主张对俄强硬的一方赢得了胜利，这促使欧盟及其成员国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了基本一致的立场，并在对俄威慑与制裁上更加坚决、团结，并更具有攻击性。
（二）先于战事打响的舆论战成为营造反俄政治氛围的重要基础
俄乌冲突并非秘而不宣的闪电袭击。冲突爆发前，俄乌边境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美国总统拜登更公开预测俄罗斯必定会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面对紧张局势，美国与部分欧盟国家一方面提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对在乌工作生活的本国公民发出安全警告并着手驻乌使馆的撤离与迁移工作，从而制造了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氛围。利用这一氛围，各国政府与媒体预先对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军事行动进行了道德批判，同时，围绕历史问题大做文章，重新解读俄乌历史与二战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做法不仅为冲突爆发后对俄制裁打下了坚实的民意基础，更塑造了一种全面反俄的政治正确。面对美欧的道德批判与舆论攻势，俄罗斯也迅速展开了反击。但率先发起军事行动等于坐实了美欧的预测，也让欧洲民众形成了“俄罗斯不顾德法挽救和平的努力，也无视美欧的威慑与警告悍然出兵”的负面印象。此外，在对外宣传的过程中，俄罗斯更多强调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俄乌两国的历史纠葛。这些问题超出了欧洲普通民众的认知范围，无法令其感同身受，产生共情。因此在冲突爆发前，欧盟内部的舆论导向已经完全偏往了乌克兰一方。冲突的最终爆发为汹涌的民意提供了宣泄的渠道，也令各国政治不同程度地被民意裹挟，进而推动欧盟选择了坚决反俄援乌的整体性战略。而这些都与先于军事战打响的舆论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俄乌冲突是发生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新型军事冲突
俄乌冲突不同于二战时期的集群作战，也有别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主导的局部战争，它呈现出“混合型冲突”的典型特征。在军事行动之外，冲突双方使用了政治、外交、经济、法律、能源与舆论等多重手段向对方发动攻击，展开了制裁与反制裁，封锁与突破的激烈较量。这一特性使外部势力能够更多地介入到冲突之中，也可运用非军事手段对冲突双方施加深度的影响。对于政治经济力量与软实力远超其军事实力的欧盟来说，俄乌冲突比以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海外战争更易于其发挥作用。具体到冲突本身，双方的交火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城市战本身破坏程度高，人员伤亡大，使用建筑物为掩体甚至以市民为人质常常发生，极易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而自视为价值观联盟的欧盟一直致力于在世界诸多地区传播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也试图在全球的人道主义问题上扮演领导角色。俄乌冲突中频发的平民伤亡、难民迁徙与其他人道主义问题在欧盟内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促使欧盟深度卷入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对冲突的深度参与又反过来刺激欧盟在政治与外交领域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此外，俄乌冲突的双方分别是全球性的大国与所属地区的重要国家，因此这场冲突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格外的关注。不同于传统媒体，社交媒体具有信息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多元与传播速度更加快捷等特点。这些特点使社会大众及时获取了俄乌冲突的海量信息，也重塑了他们对于军事冲突的看法。在以往的军事冲突中，战场是一个相对抽象的存在，传播手段的落后与传播效率的低下使远离战场的普通民众无法得知战斗的真实样貌和士兵的实际遭遇。因此，民众共情的对象与媒体宣传的重点都是国家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共同体。但在社交媒体的围观下，俄乌冲突变成了十分具体的存在。全世界的民众都可以从微观的角度观察士兵、战俘与受难民众的状态，甚至两国实际交火的情形。相比之下，国家的概念则变得模糊。在社交媒体时代，分布式、多向度与实时性的传播路径改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也加深了不同观点与立场的撕裂，使得国家等许多宏大的概念被进一步消解。在这一背景下，更多诉诸历史传统与国家利益的俄罗斯显然难以获得更多支持，欧洲民众的共情对象转向了更多遭遇个体苦难的乌克兰一方。而作为超国家实体的欧盟则在主权国家斗争中占据上风，并在处理俄乌冲突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四）欧盟的内部与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明显变化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时，欧盟与欧洲一体化进程正在经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 ：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尚未淡去，难民涌入的问题初步显现，不时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令许多欧盟国家无暇顾及乌克兰与克里米亚问题。此后数年，欧盟与欧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不降反增。更大规模的难民危机与英国脱欧等问题纷至沓来，使得欧盟陷入严重的治理危机中。为扭转现状，欧盟试图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并将“多速欧洲”提升为欧盟的整体战略。但这一设想又引发了西欧国家与中东欧国家的公开争执。在这样的局面下，欧盟自然难以形成对俄乌问题的统一立场，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但从2019年开始，欧盟逐渐从一系列的挫折中恢复过来。尽早敲定英国脱欧的程序与时间表使欧盟保持了内部稳定，也能更好地规划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多速欧洲”因部分成员国的抵制而难以成为整体战略，但欧盟的改革仍在财政、金融和防务等多个领域积极展开。以冯德莱恩为首的“地缘政治委员会”更加务实地处理欧盟与成员国的关系，并通过出台欧盟法治机制等政策工具加强了欧盟的内部控制力。站在俄乌冲突爆发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已经拥有了应对重大危机的丰富经验，能够运用更多的有效手段对俄罗斯发起威慑与制裁。
在对外关系上，克里米亚事件时期的欧美关系正因北约军费问题出现裂痕，而特朗普的上台令双方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政府不仅在军费问题上态度强硬，更在经济领域对欧盟采取了加征关税等惩罚措施。在外交领域，特朗普政府不顾欧盟的劝阻，先后退出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伊朗问题协议》等多边合作协议，令美欧在相关问题上渐行渐远。也因为美欧裂痕的扩大，双方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形成合力，甚至出现了美国对牵涉俄罗斯的“北溪-2”天然气管理项目进行制裁而德国执意与俄罗斯合作推动项目完工的情况。直到奉行价值观外交与联盟外交的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欧关系才逐渐恢复到特朗普时期之前的水平。拜登政府大幅调整了特朗普政府的对欧政策，撤销了许多对欧盟国家不友好的决定，比如退出《巴黎协定》和从德国大规模撤军等。在欧洲自主防务问题上，拜登政府也一改特朗普政府警惕与疑虑的态度，反而乐见欧盟从安全上组织起来，从而使美国从东欧到中东的灰色地带抽离出来，更好应对来自亚太地区的挑战。可以说，美欧关系的改善为俄乌冲突中双方立场趋同奠定了基础，也大大减轻了欧盟面临的外部压力，使得欧洲一体化受到俄乌冲突的冲击时仍然出现了许多积极变化。
（责任编辑 胡巍葳）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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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lsxk.hlju.edu.cn/info/1165/278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