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试图用“终战”二字掩盖其彻底失败的真相，但历史的判决清晰明确——这是无条件投降，绝非暧昧的“终战”。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的声音通过广播传遍全国。无数中国百姓屏息凝神，等待那句期待了十四年的话。可当播音结束，许多人面面相觑：天皇说的是“终战”而非“投降”。
这份《终战诏书》用了800余字精心包装，全文不见“战败”或“投降”字样，反而将战争美化为“为帝国自存及东亚安定”，甚至浓墨重彩控诉美国原子弹轰炸，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暴行只字不提。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布的《终战诏书》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文字游戏。这份诏书标注日期为8月14日，是面向日本国内而非正式递交给盟国的文件。
诏书刻意回避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侵华历史，仅承认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的四年战争。通篇不见“投降”、“战败”等字样，只用“终战”来模糊战争性质。
美国、英国和中国的报纸当天就刊发社论，直指日本在玩文字游戏，试图逃避战争罪责。日本大本营次日更下达1381号命令，要求各部队“继续当前任务”。
由于《终战诏书》的暧昧不清，8月16日后，中国多地战场枪声未息。华北日军18日才停火，华中日军抵抗至21日，黑龙江东宁要塞的日军甚至与苏军激战至8月30日。
这份暧昧的《终战诏书》像一张未盖章的欠条，无人敢轻信。对于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中国民众而言，“胜利”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种需要时间消化的心理过程。
真正的历史转折点出现在十七天后。1945年9月2日晨，东京湾笼罩在薄雾中。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盟军将领肃立如林。
九时整，日本外相重光葵拄着拐杖（1932年上海事变中被炸致残）艰难登舰，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紧随其后。在美军将领尼米兹的注视下，重光葵颤抖着手签署投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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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与《终战诏书》天壤之别。投降书明确使用“降伏”一词，经中、美、英、苏四国审定，具有完全法律效力。当日本代表放下钢笔的瞬间，全球四大通讯社以36种语言向世界宣告：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
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影像中，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第三个签字，位置紧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之后，这个次序无声宣告着中国战场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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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选择9月3日作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基于多方面考虑。
法律层面上，9月2日在东京湾签署的投降书，是日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正式、无条件投降的法律文件，标志着战争在国际法意义上的终结。8月15日只是日本天皇单方面宣布停止战斗，并非法律上的投降。
信息传递角度，1945年的中国通讯远非今日可比。电报是主要的信息传递方式，从东京湾的消息发出，到传遍中国广袤的国土，尤其是偏远乡村，需要时间。许多地方的民众，直到9月3日甚至更晚，才确切得知日本已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消息。
东京湾签字的消息跨过山海抵达中国，已是9月2日深夜。当电波载着“日本正式投降”的讯息传遍城乡，压抑十四年的激情如火山喷发。
在重庆，百姓将纸钱抛向天空祭奠亡灵；在延安，火炬游行映红黄土高坡；上海弄堂里小贩高喊“胜利果免费吃！”，苏州河边酒肆挂出“今夜酒水全免”的布幡。
几乎同一时刻，裕仁发布第二份诏书。这份真正面向国际的文件里，首次出现“降伏”字样，天皇命令臣民“立即停止敌对行为，交出武器”。
